当下新媒体的迅疾发展之时，散文写作也在悄然变身，然而，变幻中依然有不变的传统：散文写作必定要扎根于日常生活，在书写中建立内心的秩序，接受生活给予我们的答案，抵达“散文的心”。

　　由张怡微、陶磊主编的《散文的变身》一书，是复旦大学关于现代散文创作的理论成果及实用教程。该书集结了二十五位作家、学者、出版人，从现代文学经典传统、媒介视域下散文文体的演变、散文课程的教学实践及出版消费等面向，较为完整地呈现从文学理论到文本细读再到生产消费各环节的新知识，也能够让读者领略散文从灵感汲取到选材剪辑，从篇章布局到图书出版的全过程。

　　从中国新文学运动开始到今天，中国文学完成了现代性对汉语写作各文类的初步探索。在现代文学的三大文类中，小说与新诗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不断有新的理论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也因此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生长历史。自1917年1月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于《新青年》杂志刊发，1918年5月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第5期发表了《狂人日记》，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近百年来，小说从事实上取代了小品文 （现代散文的一支），真正走出了一条“文学发达之极致”的道路，完成了文学革命的期许。

　　散文文体在这场文学运动的初期，本来具有鲁迅所言“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土壤。回看《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结尾处对散文的发展极有信心，朱自清虽然强调了“外国的影响”，同样认为现代散文是有希望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还肯定了“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可惜的是，战争的到来，令文学问题的讨论迅速被救亡的问题替代了，白话文运动之后的散文文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实现“五四”文人的期望。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写作“美文”的作家再度出现，此时白话文写作已进入常态，当代小说艺术发展神速，相较之下，“艺术的散文”始终没有找到更好的发力点，发挥出更有影响力的历史能量。真正承担着鲁迅所言“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散文作品和理论并没有实现最初的期望。

　　有趣的是，阅读广义上的散文的读者并没有减少。近年来，广义散文文类之下的非虚构写作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不少新成果，甚至形成了销售热潮。许多论述都认为，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是一个舶来概念，中国的非虚构文体进入学院并获得正式的关注，它最初开始于新闻学院，而非文学院，这并不准确。中国文学史中并非没有具有类似文体形态和创作方法的资源。郑明娳在《现代散文类型论》中专辟一节讨论“报道文学”，认为这一文类的兴起，可延续到近代“旅行散文”的诞生。中国现代报告文学与现代游记如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周恩来《旅欧通信》、瞿秋白《赤都心史》等有渊源。周立波在《谈谈报告文学》一文中说：“报告文学（Reportage）是近代文学的一种新的形式。它的发迹，有人追溯到散文的发生，更回顾到德国诗人海涅的《旅行记》上去。”郑明娳认为：“报道文学在西方的发展，可分为两大源流，一是社会主义报道文学，一是美式报道文学，前者以社会主义理念规范下的写实主义为基础，视报道文学为一种斗争工具，后者则系因新闻写作发达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文体。”非虚构的出版繁荣现象，可能意味着大众文学审美的变革，即“真实”的理性特征被强化，这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入非虚构写作的进程。对于“真实性”的阅读需求，和基于“事实”所展开的多元形态的作品，背后隐藏着模糊的学科边界。近年来，更有与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的流行趋势。正如郑明娳所提及，以近代视野来看，“旅行散文”包括了“报道文学”，是非虚构真正的萌芽，它不纯粹是舶来的，而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式文体，为历史学科所关切。

　　如今，这些复杂的创作成果，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交叉学科特征，在方法上借用了多学科的叙述策略，这也逐渐使得当代读者对“散文”的认识带有了交叉学科的视野，可看做当代散文文体的多元呈现。

　　非虚构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文学学科之外的名词进入文学审美的标准中来。举个例子，就是对于民族志一词的广泛应用。相比非虚构的本土性，民族志带有更多西方视角的意涵。民族志在21世纪异军突起，并不只是文学活动的成就，但是它的发展和当代文学产生了联结，成为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文类及重要方法：民族志写作。

　　民族志一词是英文ethnography的汉译，又被译为“人种志”“田野研究”和“田野民族志”。“ethnography”的词根“ethno”来自希腊文,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ethno”作为前级与“graphic”合并成“ethnography”后，便成了人类学中一个主要的分支，即“描绘人类学”。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它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特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长期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具体而言，民族志研究方法，指的是有人类学专业背景的各种民族志。目前，民族志已经成为质性研究中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民族志这个名词，如今已被广泛运用到了当代文学虚构与非虚构文类的阐释中，它原本是“方法”，然而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当代作家在推广自己的作品时，会说这是“西部文学民族志”（如冯玉雷的《野马，尘埃》）、“为故乡写作民族志”（如项静的《清歌》）。那么，到底是作为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在当代被识别出了“文学性”，还是当代文学经由现代主义洗礼之后依然在创作方法上感到不满足，故而借调了质性研究中的方法，从而实现“讲好故事”的诉求？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民族志和写作方法的根本差异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民族志进入到散文创作的视野范围，是一个重要的、以强调文学方法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现象。在当代散文文体的多元呈现背后，包含着非虚构文体对于其他写作方法的吸纳，是文学革命在形式上的探索和深化。这种方法的融合，一方面有文学繁荣的好处，可以在一些既有的散文类型上做探索性的尝试，但想要广泛运用，仍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困境。

　　非虚构的力量来自于真实的力量，但真实的力量并非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这就为跨学科背景下理解“叙事”方法的调用提供了可能性。有方法，就有方法论。审美的变革又带来了创作者对于方法论的高度关注。

　　传统的文学方法，并不以生产科学知识为目标。2009年以来，创意写作学科落地中国，文学写作技艺的可言说性变得尤其重要。这可能也成为文学写作教师调取其他学科写作方法并运用于写作课提供了新的契机。如果说，虚构写作的呈现方式更像是表演“魔术”，我们都知道它是假的、是演绎的，魔术师利用我们视觉的盲区，或者认识的偏差，消解日常生活的常识，组合出奇异的超验图景，产生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是真实的）。那么散文写作，更类似于一种“剪辑”，我们只能就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答案重新进行叙述。也就是说，在我们搜集素材之后，我们不能创造没有发生的事，但我们可以调整素材组合的顺序，放大或缩小素材的篇幅、加快或减慢叙述的速度，以期得到我们想要的那种艺术效果。在这一文学化的“剪辑”工作中，散文的艺术追求，表现为我们对于生命经验呈现的瞬间真相的挽留。经过叙述顺序编排调整，使得艺术效果的产生本身具有弹性。美学教育家潘公凯先生曾经谈到过科技与艺术的关系。他认为，科技是求真，艺术追求的反而是“不真”，这种“不真”也不是一种“假”，而是一种可不断翻新的高度抽象的“镜花水月”与“笔墨表征”，其背后的根本，是艺术家如何淬炼人的处境、人的困惑、人与外部世界的精神联系。有的艺术家毫不费力地就能甄别出有质量的感情并加以提炼，有的人则需要知识学习，机械地学习和模仿，把“情感”当做一种人类世界的风俗加以客观呈现，而不是以抽象的抒情能量，对审美世界进行提炼和创造。从这一角度来说，刻意训练、广泛阅读、拓宽视野都是必要的路径。

　　简而言之，对于并不很“天才”的写作者来说，后者可能更为注重实践和经验的积累，且无论是从西方经验还是本土研究中，都具有成熟的方法论。尤其当“创意写作”进入高校之后，大家对于可被言说的写作方法的重视，为此提供了发展的土壤。一般而言，质性研究需要调取至少80个样本，量化研究则需要最少200个。民族志若在这一视域下来检视，它的结果呈现更接近于科学，而不是文学艺术，即使它在描述事实的过程中，可能带有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如感性的故事表达，它也终将以知识生产作为目标。相较而言，文学采风、田野调查的样本并不需要那么多。学科背景的差异，决定了两者试图解决的问题和文学并不相同，简单地模糊两者的边界，并不能替代文学本身的任务。民族志要回应的问题是“人类是什么”，传递的是关于人类的知识，它是“把我包括在外的”，也不可以进行“发明”。进而言之，民族志写作不足以发明新的情感结构，也没有改变世界的动能，它的写作目标不是传递复杂思想与心灵的能量。它观察人的差异，只是为了加以归类，它默认通过调查工作，有一些事实是可以被归类，作为普遍知识被反复验证。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认知，基于对于差别性的淡化，这在处理复杂的个体上，难免会遇到问题。文学，恰恰是应该照亮这些研究成果无法应用的部分，他们制定的研究目标必然遗漏的人的问题。

　　原标题：《来自复旦的25堂“写作课”：在散文的变身中，接受生活给予的答案 夜读·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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