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龙凯时人生就博官网登录２月５日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自１９６０年５月开始，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１９６３年，大庆油田的油产量达到六百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者可作参考。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２月９日、２９日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4月10日，在会见一个外国党的代表团时说：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

　　２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

　　５月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起，就多次鼓吹“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以后甚至还提出“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的这种主张和做法，等当时就指出，这是“把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实际是“贬低了思想的意义”。

　　５月１５日－６月１７日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前，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就要坐稳，就是基础工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会议期间，又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种对现状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提出，农村、城市的“四清”、“五反”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６月２３日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和批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干部的作风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问题，说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企业已经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

　　６月２５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中央批示说：组织贫下中农的协会，是我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项组织方面的建设。经验证明，要在农村中加强对于敌人的专政，加强对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斗争，加强对于干部的工作协助和群众监督，以及加强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中心的问题是在于加强贫下中农协会的经常工作。中央要求县以下常委采取有效措施，使协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

　　６月２７日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７月初，根据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７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

　　８月１７日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批准在全国试办12个托拉斯，试图为消除我国现行的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摸索经验。这项试验后因“”的到来而中断。

　　９月１日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队的做法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他们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提出“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认为，县以下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片面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这些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桃园大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这对于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９月１１日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由于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他们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就使我国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半耕半读的学校。使文科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前必须抓紧组织高校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改造世界观。

　　９月１８日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十条》），《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些指导方针，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１０月１６日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这一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１０月２４日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区把三个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开展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的做法，认为“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反映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特点。《指示》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

　　１１月５日－１３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在10月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国主动和勃列日涅夫等进行接触，但他们仍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声称他们的对华政策同赫鲁晓夫完全一样，因而这次接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１２月５日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

　　１２月１２日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１２月１５日－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批评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对１９６４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按《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二十三条》下达后，全国城乡“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初期。到１９６６年春，在农村，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动。

　　１２月２０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４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宣布在这一时期，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报告还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由于“”的到来而未能实行。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1884亿元，比上年增长17.6％。其中，工业总产值1164亿元，比上年增长9.6％；农业总产值720亿元，比上年增长13.5％（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钢，964万吨，比上年增长26.5％；原煤，21500万吨，比上年下降0.9％；原油，848万吨，比上年增长30.9％；发电量，560亿度，比上年增长14.3％；粮食，18750万吨，比上年增长10.3％；棉花，166.3万吨，比上年增长38.6％；油料336.8万吨，比上年增长3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4.12亿元，比上年增长46.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8.2亿元，比上年增长5.6％。国家财政总收入399.5亿元，总支出399亿元，结余0.5亿元。